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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14]查理八世于1494年进攻意大利,一度成为那波利的主宰,至1496年完全失败;但查理的远征已成为外族入侵意大利时期的开始。马西米诺是一个非常好战的人物。正如我已经谈过的,军队由于亚历山大皇帝优柔怯懦而感到不耐烦,于是把亚历山大皇帝杀死而选举马西米诺为帝。可是马西米诺却不能长时期地保持帝位,这是因为他有两件事情使他为人所恨,为人所轻。第一件是出身卑贱:他曾经在特拉恰(Tracia)牧羊(此事是众所周知的,并且在每一个人的眼中都是非常不体面的);另一件是,他在继承统治权的时候,并不立即去罗马占有帝位,却叫他的行政官,在罗马和罗马帝国的其他地方,干了许多极残酷的事情,从而使自己落得了一个非常残酷之名。从古至今,统治人类的一切国家,一切政权,不是共和国就是君主国。君主国不是世袭的就是新的。在世袭君主国里,长期以来君主的后裔就是那里的君主。新的君主国或者是全新的,如弗朗切斯科·斯福尔扎[1]的米兰公国;或者是世袭君主国占领的附庸,如西班牙王合并的那波利王国[2]。这样获得的领土,或者原来习惯在一个君主统治下生活,或者向来是自由的国家;而其获得,或者是依靠他人的武力或君主自己的武力,否则就是由于幸运或者由于能力[3]。巴黎人网上赌场[2]马其顿的菲利普(FilippoMacedone),是指菲利普五世。他在公元前三世纪初和二世纪末曾两次同罗马人作战多年,终于在公元前197年被战败。

巴黎人网上赌场[12]鲁贝托·达·桑·塞韦里诺(RubertodaSanSeverino,1419—1487),为威尼斯作战而死。关于这一点,发生这样一个争论:究竟是被人爱戴比被人畏惧好一些呢?抑或是被人畏惧比被人爱戴好一些呢?我回答说:最好是两者兼备;但是,两者合在一起是难乎其难的。如果一个人对两者必须有所取舍,那么,被人畏惧比受人爱戴是安全得多的。因为关于人类,一般地可以这样说:他们是忘恩负义、容易变心的,是伪装者、冒牌货,是逃避危难,追逐利益的。当你对他们有好处的时候,他们是整个儿属于你的。正如我在前面谈到的,当需要还很遥远的时候,他们表示愿意为你流血,奉献自己的财产、性命和自己的子女,可是到了这种需要即将来临的时候,他们就背弃你了。因此,君主如果完全信赖人们的说话而缺乏其他准备的话,他就要灭亡。因为用金钱而不是依靠伟大与崇高的精神取得的友谊,是买来的,但不是牢靠的。在需要的时刻,它是不能够倚靠的。而且人们冒犯一个自己爱戴的人比冒犯一个自己畏惧的人较少顾忌,因为爱戴是靠恩义(diobligo)这条纽带维系的;然而由于人性是恶劣的(tristi),在任何时候,只要对自己有利,人们便把这条纽带一刀两断了。可是畏惧,则由于害怕受到绝不会放弃的惩罚而保持着。因此,一个君主如果不能够在他的国家里看出滋生的忧患,他就不是真正英明的君主。而能够有这种先见之明的人只是少数。同时,人们如果研究一下罗马帝国覆灭的头一个原因,就会察觉,这是从雇佣哥特人当兵才开始的。因为罗马帝国的势力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衰微的,而以前曾经使罗马帝国勃兴的一切力量都转移到哥特人那里去了。

要我证明这一点是毫不费力的,因为现在意大利崩溃不是由于别的原因,而是由于她许多年来依赖雇佣军,虽然他们先前曾经帮助某些人取得进展,并且在彼此之间显得勇猛不过,可是当外敌压境的时候,他们就原形毕露。因此,法国国王查理〔八世〕“拿着粉笔”[1]就能够不费吹灰之力而占据意大利。有人说,其原因是由于我们的罪过,他说的确是真实情况[2],可是这并不是他所想象的那些罪过,而是我已经论述的那些罪过。因为那是君主们的罪过,所以他们也受到了惩罚。凡是知道安托尼奥·达·韦纳弗罗[1]是锡耶纳君主潘多尔福·佩特鲁奇的大臣的人,无不认定潘多尔福是一位最卓越的人,因为他把此人作为自己的大臣。因为人的头脑有三类:一类是靠自己就能够理解,另一类是它能够辨别别人所说明的事情,第三类是既不能自己理解,也不能理解别人的说明。第一类是最优秀的,第二类也是优秀的,第三类则是无用的。因此,这样说必然是合适的:如果潘多尔福不属于第一类,他就属于第二类,因为任何人尽管自己缺乏创见,但是如果对于他人的言行是好是坏具有鉴别力,他就能够识别他的大臣的作为的善恶;他激励后者,矫正前者;大臣就不敢指望蒙骗他,而保持良善。[1]关于共和国的问题,马基雅维里在《李维史论》中有所论述,但该书不是专论共和国的,因此马基雅维里是否另有关于此一问题的专著,迄今存疑。巴黎人网上赌场在这些重要的例证之外,我想增添一个较小的例证。它同它们有某些共通之处。而且我认为这个例证可以作为所有其他这样一类事例的代表,这就是锡拉库萨的耶罗内[7]。他从平民一跃而为锡拉库萨的君主;他除了抓着时机之外并没有依靠其他什么幸运。因为锡拉库萨人当时遭受压迫,于是选择他作为他们的军事首领,后来由于崇德报功便把他拥立为王。他甚至在身为平民的时候就有巨大的能力,以至一个论述他的人说道:“他做国王,除需要有领土之外,本身无所不备”[8]。他解散了旧的军队,组织新的军队,抛弃了旧的友谊,另缔新交。由于他有了自己的盟友和军队,他就能够在这个基础之上建立起任何一座大厦。因此,虽然他在取得王国的时候经受了许多艰难困苦,但是他在保持王国的时候,就很少困难了。

因此,路易十二世犯有这样五个错误:他灭掉弱小的国家;扩大了在意大利的一个强国的势力;把最强有力的外国人[27]引入意大利;他既不驻节那里;又不遣送殖民到那里去。安蒂奥科应埃托利亚的召唤,为了驱逐罗马人进入希腊,他派遣使节们到罗马人的朋友——阿凯亚人那里,鼓励他们保持中立。而另一方面,罗马人却劝说阿凯亚人为他们拿起武器。这件事情就提到阿凯亚的会议上进行审议,安蒂奥科的使者在那里劝说他们保持中立;对此罗马的使者回答说:“这些人所说的要你们不介入战争,这同你们的利益相差十万八千里。如果没有友谊,没有尊重,你们将成为胜利者的战利品。”[6]但是在公爵开始拔剑之后的第五年,亚历山大教皇就死了。他给公爵留下了罗马尼阿这个国家,在两个强大的敌军之间,只有它是巩固的,其余的一切都是不可靠的,而且公爵自己病入膏肓[12]。[6]指西班牙的“天主教徒”费尔迪南多。他死于1516年1月23日,如果马基雅维里写作时点名,对于马基雅维里显然是不利的。

[9]维泰洛佐·维泰利(VittellozoVittelli),1502年在西尼加利亚被切萨雷·博尔贾杀害。[9]维泰洛佐·维泰利(VittellozoVittelli),1502年在西尼加利亚被切萨雷·博尔贾杀害。[28]路易十二世取得教皇亚历山大的认可,同其妻焦万娜(路易十一世之女、查理八世的姊妹)离婚,以便于1499年同查理八世的遗孀(布列塔尼的安妮皇后)结婚,从而取得布列塔尼亚公国的统治权,并由教皇同意罗阿诺(Roano,1460—1510),即“国王顾问”乔治·达布瓦斯(Giorgid'Amboise)由鲁恩总主教升任枢机主教。另一方面,路易十二世则支持教皇对罗马尼阿的攻取。[3]“幸运”(fortuna),一译“命运”;“能力”(virtù),同前者相对待,是马基雅维里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;如同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的用语一样,通常指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力量,包括才能智慧,只是在极少数场合特指美德善行。

我的结论是:这种殖民并不靡费,而且比较忠实可靠,触犯的人也较少;而被触犯的人,正如上面已经说过的,既贫困而且散居各方,是不能为害的。关于这一点,必须注意的是:对人们应当加以爱抚,要不然就应当把他们消灭掉;因为人们受到了轻微的侵害,能够进行报复,但是对于沉重的损害,他们就无能为力进行报复了。所以,我们对一个人加以侵害,应当是我们无需害怕他们会报复的一种侵害。现在谈谈前面列举的另一种品质。我认为,每一位君主都一定希望被人认为仁慈而不是被人认为残酷。可是他必须提防不要滥用这种仁慈。切萨雷。博尔贾是被人认为残酷的。尽管如此,他的残酷却给罗马尼阿带来了秩序,把它统一起来,并且恢复和平与忠诚。如果我们好好地考虑到这一点,就会认识到博尔贾比佛罗伦萨的人们仁慈得多了,因为后者为着避免残酷之名反而让皮斯托亚[1]被毁灭了。所以君主为着使自己的臣民团结一致和同心同德,对于残酷这个恶名就不应有所介意,因为除了极少数的事例之外,他比起那些由于过分仁慈、坐视发生混乱、凶杀、劫掠随之而起的人说来,是仁慈得多了,因为后者总是使整个社会受到损害,而君主执行刑罚不过损害个别人罢了。在所有的君主当中,新的君主由于新的国家充满着危险,要避免残酷之名是不可能的。维琪尔借迪多(Dido)的口说道:巴黎人网上赌场因此,对于一位君主说来,事实上没有必要具备我在上面列举的全部品质,但是却很有必要显得具备这一切品质。我甚至敢说:如果具备这一切品质并且常常本着这些品质行事,那是有害的;可是如果显得具备这一切品质,那却是有益的。你要显得慈悲为怀、笃守信义、合乎人道,清廉正直,虔敬信神,并且还要这样去做,但是你同时要有精神准备作好安排:当你需要改弦易辙的时候,你要能够并且懂得怎样作一百八十度的转变。必须理解:一位君主,尤其是一位新的君主,不能够实践那些被认为是好人应作的所有事情,因为他要保持国家(stato),常常不得不背信弃义,不讲仁慈,悖乎人道,违反神道。因此,一位君主必须有一种精神准备,随时顺应命运的风向和事物的变幻情况而转变。然而,正如我在前面说过的,如果可能的话,他还是不要背离善良之道,但是如果必需的话,他就要懂得怎样走上为非作恶之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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